为了逃离家暴者，我们和母亲努力了一辈子丨人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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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逃离家暴者，我们和母亲努力了一辈子丨人间

Original 美梦人间theLivings 2020-08-27

母亲在三番五次的逃离中，耗去了大半生光阴，如今却还要提议用毕生积蓄去换取自由，这是对家暴者的什么惩罚呢？她应该更幸福啊。

配图 |《忘了去懂你》剧照

因为父亲复杂的性格和恶劣的行径，我们家在乡下很有名。

年轻时，父亲曾是村里的红人，英俊帅气，多才多艺，谈吐不凡，还是个优秀的村干部。他对母亲一见钟情，最终用几十封文采奕奕的情书赢得了母亲的芳心。

谁曾想，父亲骨子里却是个顽固的封建残余份子。他一直想要个儿子，在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让母亲连生两胎，未得“皇子”，反丢了芝麻官。

“连个儿子都没有，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！”父亲这匪夷所思的“信仰”，使得他与母亲原本甜蜜的日子，随着我妹妹的出生画上了句号。

父亲心灰意冷，开始抽烟、酗酒，渐渐性格大变。刚开始是闷闷地喝，喝完就睡，既不起床干农活，也不外出烧砖赚钱养家。到后来开始在家里撒酒疯，言语粗暴，吼声骂声三天两头不断。邻居们好心相劝，他却连同外人一并辱骂。

从那时候起，母亲不仅要独自承担沉重的农活、家务，还要照顾我和妹妹两个年幼的孩子。遇到收成不好的年岁，一家人食不果腹，母亲只好低着头四处借米借钱，硬扛着家庭的重担。

村里人看不过眼，对父亲多有指责。父亲听到后，脾气越来越大，在外无法宣泄，回到家里稍有不悦，他便摔杯摔碗、掀翻餐桌，弄得满地狼藉，一家人心惊胆战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父亲开始家暴，经常没征兆地就一把扯过母亲的头发，扇耳光、踢肚子。母亲额头被打出血，浑身发抖地蜷缩在地上，他还不放过，继续一脚一脚地踹。有时他喝着酒，忽然酒杯就砸过来。母亲常年伤痕累累。

那时我和妹妹年幼体弱，无力护着母亲；而奶奶由于38岁才得了这个儿子，对儿媳的苦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正直的爷爷也去世得早，母亲无处可依。

繁重的农活、幼小的孩子、丈夫的懒惰和暴力、家婆的臭脸、村人的同情与嘲讽，家徒四壁捉襟见肘，隔三差五还有债主登门，母亲内忧外患，磨得只剩皮包骨头。

“离婚吧。”母亲熬不住了。

父亲恼羞成怒：“我是念在夫妻情分才没有休了你，你竟敢提离婚？！”他忘了自己曾代表村民写状子上告村霸，如今他却对自己的合法妻子说：“等我哪天高兴了，一封休书休了你，否则这辈子你都不要妄想离婚！”

实在熬不过时，母亲曾偷偷跑过。

第一次是带着6岁的我和4岁的妹妹，跑回了娘家。

隐约记得那是个夏夜，母亲背着妹妹牵着我，穿过大片田野和树林，趟过淹没脚脖子的清凉的溪流，踩着泥土和石头，路过沉睡中的陌生村庄，我们细碎的脚步声还引得阵阵狗叫。母亲的手温暖有力，皎白的月光倾洒，万物寂静祥和，前方似有希望，我只觉得美妙，像是一场爱丽丝梦游仙境。我们走走歇歇，天快亮才到了外婆家。

只隔了一天，父亲就赶来了。他当着外公、外婆、姨妈以及4个舅舅的面下跪道歉，自扇耳光，发誓改过自新。

母亲不肯谅解，可那时几个舅舅陆续结婚分家，外婆患了食道癌，外公心梗。面对远嫁出去的女儿，娘家只能给口饭吃，无法再给她一个家。僵持了几天后，母亲只能含着眼泪跟父亲回去了。

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。

第二次，母亲跑到了武汉的一个亲戚家，没有带我们。亲戚帮忙给她找了一份在服装厂做裁缝的工作，就此安顿了下来。

后来父亲千方百计终于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，托亲戚转告母亲，妹妹病重。母亲急忙赶回来后，却发现妹妹安然无恙，还没有来得及跟父亲对质，就发现我已低烧多日，却无人照料，精神萎靡，火速送去镇医院救治，才捡回一条小命。

因为这件事，妹妹更加仇视父亲了，也让我一直对母亲抱有亏欠——如果我那时不生病，母亲是不是就可以安心外出谋生路，不必留下来过苦日子了？

那之后，为了照顾好我和妹妹，母亲不再跑了。

家里有了女人操持，我和妹妹也陆续入学，且成绩优秀，这让父亲的腰板在村里人面前又挺了起来。家暴少了些，多剩下些目露凶光、辱骂推搡。但这种时刻依旧成了我们全家的噩梦——那种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深深注入了我们的神经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会惊慌无措。

妹妹一上初中，母亲就又一次跑了。这一次她跑去了千里之外的浙江，投奔了舅家一个在宁波做会计的表姐。

镇初中是寄宿制管理，每月底放两天假，可以回家也可以留校。这让我和妹妹有了容身之所。母亲走之前，到学校找到校长和班主任，并跟班主任商量，每月寄钱给她，让她帮忙代缴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。有了学校的支持，母亲再无后顾之忧。

到了宁波后，母亲买了Call机，每个周末都会打电话到校门口小卖铺的座机那里，再让小卖部的店主喊我们来接电话。她还经常给我们写信，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。

到了月末回家，奶奶给做饭吃，基本上难得见到父亲的身影，我们也并不在意，反倒轻松起来。偶尔父亲在家，在得知我们有跟母亲通信后，便刨根问底地想知道母亲的详细地址。我们把信件藏在学校宿舍，拒绝拿给他看。

父亲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俩还在这儿读书呢，我就不信她这辈子都不回来了！”

一年后的夏天，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，母亲闻讯回来了。她胖了些，脸蛋更圆润了，还烫了头发，穿着一条时髦的长裙。她走在乡村的土路上，优雅得像电视里的港台歌星，村里人看到焕然一新的母亲，都不由惊呼起来。

父亲在家骂骂咧咧，本想给大胆“私逃”的母亲一个下马威，但在看到离别一年的母亲时，他呆住了，甚至霎那间有些脸红。他接过母亲的行李，给母亲搬椅子坐，还给她倒了一杯茶，殷勤得像是在招待一位贵客。

母亲去市一中找到我的新班主任，像初中时那样嘱托。接着，她带着我和妹妹去了市里的邮政局开通存折，存了几百块钱在上面，还教会我们如何查账和取钱。最后带我们去外公外婆的坟上，烧了纸钱。

母亲将要返程。出发前夜，满身酒气的父亲要求同去宁波打工：“一帆（我）考上了一中，3年后肯定能读大学；一路（妹妹）成绩也好，过两年也能考上一中——你想想她们读书要多少钱，靠你一个人怎么供得起？”

母亲态度冷淡：“这个家从没指望过你。我能供到哪一天，她们就读到哪一天。”

父亲醉醺醺地摇头晃脑，胡搅蛮缠：“怎么不指望我？我可是她们的亲生父亲！”

母亲哼了一声：“你真想供她们读出去的话，你可以在市里或者去武汉找事做，一样能挣学费——就当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单独为孩子们尽一份力。”

父亲按捺不住怒火：“你不敢让我跟去，怕是在外面找了野男人吧？！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婚，否则，你们几个都不会有好日子过！”他伸出手指，在我们母女3人间点来点去。

母亲被激怒了，冲到父亲面前：“你要是敢欺负到我女儿头上，就离死期就不远了！”

父亲往后退了两步，瞬间恢复原本的面目，抓起母亲的头发就要打。我冲过去拼命抱住父亲挥起来的胳膊，妹妹比我动作更快，也更狠——抄起木椅子就往他头上抡，猝不及防，父亲一下子就被抡倒在地上。

这下父亲彻底被激怒了，他松手放开母亲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死死盯住妹妹。

空气凝固了。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着，浑身发抖。

母亲冲过去挡在妹妹面前，冲父亲嘶吼：“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动手试试看！今天我就跟你拼了这条贱命！”接着，对我大叫，“一帆，快带妹妹跑，找地方躲起来！”我抖动的神经勉强镇定下来，抓起妹妹的手，就往屋外飞奔。

妹妹却猛地推开我。她出乎意料的淡定，朝着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：“王洪喜，你放心，我不跑。我跟我妈不一样。”她慢悠悠地走到厨房，提了把菜刀出来，架到自己脖子上。

母亲慌了神，扑过来想要夺刀，吼得歇斯底里：“一路，使不得，快把刀放下！”

“妈，你不要害我白死了，你往门口站远一点。这是我跟王洪喜之间的恩怨。”妹妹晃了晃刀刃，往脖子里去了去。母亲站在原地，不敢妄动。

妹妹走到父亲面前，拽着他的手握住刀把：“王洪喜，你听好了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你使使劲，一刀下去，从此我们两不相欠。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再投胎到你屋里来。

“今天你要是不杀我，等我长大了找你报仇的时候，你不要后悔。我晓得你嫌弃我不是个儿子，我出生的时候你连鞭炮都没放一声。不过，你死的时候，我肯定要放鞭炮，还要在稻场摆满‘震天雷’，震个三天三夜，请镇上最好的戏班子来唱戏。等着吧，我就站在你的棺材旁边笑。

“王洪喜，总有一天你会变老，等到那时我打得过你了，你欺负我妈的这笔账，我会要你加倍偿还！”

说着，妹妹竟真的笑了起来。她正值叛逆期，不计后果，狠劲十足，脖子那里渗出了血。父亲被她的气势震住，酒醒了一大半，呆了片刻，推门出去，直到母亲走，也没再回来。

年幼的妹妹亮出利剑，为我们娘仨的命运带来了逆转。

后来几年，父亲恶习收敛，在家务农、种树、养鱼、贩猪。再后来，妹妹也考上了市一中，父亲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望，带我们到馆子里改善伙食，时不时还给我们塞点生活费。我们生日当天，父亲还会买来蛋糕，在学校附近的饭店里定个包间，让我们叫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庆祝。在生日宴上，他会声情并茂地唱几首祝福歌，博得阵阵掌声。同学们都说：“真羡慕你有个这么好的父亲。”

恍惚间，我似乎忘掉了那个旧时的梦魇。

我考上大学那年，80岁高龄的奶奶去世了。家里管这叫做喜丧，与我的升学庆典一起，办了“双喜”。

母亲也回来了。她看上去消瘦了很多。白天要在服装厂做车工，晚上在纺织厂切料，低血糖和腱鞘炎频频发作。即便是这样，母亲微薄的收入也只能勉强支撑我们姐妹俩的高中学费和补习费，面对高额的大学学费，母亲实在难以为继。

临近开学，距离我9000多元的学费还差一大截。我打算外出打工，以保障妹妹的求学路。我安慰母亲：“靠高中文凭也能坐办公室的，等以后有钱了我再自考大学。”

妹妹抢话：“妈，你常说社会人情复杂，姐姐性格温吞容易被欺负，还是得读大学，之后去做老师比较安稳。你就带我去打工吧，我胆子大，脑筋灵活，肯定能趟出路子来。”

父亲摆摆手：“你俩不要胡思乱想，安心读书。我会想办法的。”说完，他到里屋换了件干净衬衫，骑自行车出门了。

第二天，镇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专员就到村里来调查情况。

这些年父亲酗酒家暴，臭名远扬，又曾酒后滋事吃了两场官司，法院判决赔偿对方一大笔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，父亲当庭发怒拒绝执行，被记录在案。可想而知，父亲申请的助学贷款被拒绝了。

无路可走，父亲只得硬着头皮再一次去了合作社，找到社长——他的高中同班同学——请求“酌情特批”。

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说服他的故友的，回来时，眼眶红红的。他跟母亲说：“讲好了，社里同意贷款，过几天就来家访，要你签字才行。”顿了顿，父亲强调一句，“他们只承认你的签字。”

最终，合作社给了5000元助学贷款，勉强凑齐了我的学费。

尘埃落定后，父亲再次要求与母亲同去宁波打工。

“这么高的学费要供4年，后年一路也要高考。在农村里挣不到什么钱，我也得出门打工才行。而且你现在身体不好，我去了宁波也能照顾你。

“我以前犯浑不成器，这几年改过自新了。去那儿以后，我一定多做事，挣的钱都交给你保管，戒烟戒酒，不发脾气不打架，一切以家庭为重，你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！”

父亲信誓旦旦，诚意满满，母亲动心了。

“无论如何，他都是你们的亲生父亲，对你们姐妹俩是真心实意的好。”母亲劝说我和妹妹，也像是在劝说自己，“这几年关键时期很困难，我一个人怕支撑不住。他在改过，就当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”

“要是他再喝醉酒打你怎么办？你往哪里跑？”我和妹妹担忧。

“现在已经不是旧时代了，他再敢胡作非为，我立刻起诉离婚！走得远远的，让他这辈子都找不到。而且宁波是大城市，打架警察会管的。”母亲似乎早就想过这个问题，回答时底气十足。“去了宁波后，那就是别人的地盘，得好言好语踏实干活才能挣口饭吃。让你爸爸离开这里，去外面历练一下，没准能变好。”

也许在母亲心里，那个年轻时的完美丈夫从未死去。在炼狱般的黑暗岁月里，她仍留有一丝幻想。“他以前，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。”母亲说出了心里话。

“是啊，大家都说他以前很好，那是我的错咯？我害他变坏了？”妹妹阴阳怪气。见母亲的神色暗淡下来，妹妹不忍心，口气也软了：“好吧，希望他这次真的能变好。”

我们一起送妹妹回高中，母亲嘱咐她：“姐姐要去念大学了，以后你自己在学校，要好好学习，听老师的话。放假了你就到舅舅们和姨妈家，有饭吃，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勤快点做。天冷的时候多穿衣服，不要生病。我每个月都会给你寄钱，省着点花。”

“也不要太节省，该用的用，想吃啥就买，不够了我再寄给你。”母亲又说。

妹妹眼泪汪汪地连连应下。

父母将我送到武汉的大学报到、安顿好后，他们一同去了宁波。

我在大学期间成绩优秀，获得了一些奖学金，课余时间也在做兼职。校内虽有助学贷款，但名额有限，比起那些单亲或父母残疾病重的家庭——我要填写因为父亲家暴作恶导致家境贫困吗？——最终，我没有提交申请。

大三那年，妹妹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师范大学。每逢寒暑假，我和妹妹都会前往宁波打零工，与父母同住在破旧的棚租房里。

那时候，父亲在一家矿泉水公司做送水工，一天能送100桶左右，一桶提成1块5。风吹日晒，酷暑寒冬，全年无休。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附近一片高校园区的送水点承包下来，那里需求量大，提成也高一点，而且不用在大街小巷人群车流中赶路了。

可惜事与愿违。送水公司的老板最终把这个机会给了另一个送水工——那人会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送水，父亲很是不服气：“有儿子了不起吗，也不过是个送水的。我两个女儿还都是大学生呢！”

体力活干久了，身体吃不消，父亲开始偶尔喝上几口酒、抽起几口烟来，“解闷，也提提劲儿”。对此母亲表示理解，我们也没有制止。曾许诺的戒烟戒酒，在现实面前打了折扣。

由于母亲视力下降，手时常发抖，只能辞去缝纫和切料的工作，去了宾馆客房部做保洁。我和妹妹常去给母亲帮忙，有时候遇到很脏很乱的退房，母亲不会让我们进去帮忙——“太脏了。你们只是暂时打零工，不能对这种底层的辛苦习以为常。”

突然从某天起，母亲开始咳嗽。起初以为是感冒，后来整天整夜地咳嗽、气喘，我们吓坏了——那时父母都没有医保，如果真查出什么，对我们家而言，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。在等拍片结果时，我被一种深深的恐惧笼罩着——就像曾经父亲在挥舞拳头时，我害怕脆弱的母亲会就此倒下。

好在去了几家医院检查后，并没有查出什么大毛病，医生说是支气管炎，可能是因为长期在服装厂、纺织厂上班，吸了化纤灰尘导致的。我们松了口气。

父亲抽烟抽得更多了，一天至少一包。母亲常常一边在父亲抽烟的烟雾中做家务，一边痛苦地咳嗽。见母亲如此难受，我的火气腾地冒上来：“爸你别再抽烟了行吗？妈跟着你吸二手烟，现在咳嗽得这么厉害，你还是把烟戒了吧。”

父亲瞪着眼，不服气地狡辩：“这是你妈自己身体底子弱。我都抽大半辈子烟了，我咋不咳嗽呢！”

“自私！无耻！”妹妹怒吼，“妈妈身体底子差，能怪她吗？小时候家里穷得没饭吃，我和姐姐没钱念书，是谁辛苦干活、最后瘦成皮包骨？又是谁自己好吃懒做借钱赌博，还经常喝醉酒打她、威胁她如果敢离婚就让全家不得好过？只是让你戒个烟，你都不肯？”

看着黝黑消瘦的父亲，想起他曾为我唱的生日快乐歌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：“妈已经咳得很难受了，你要抽烟就到屋外抽吧。爸，你以前说过会把妈照顾好的……”

“骗子！满口假话！”妹妹愤恨不已。

“算了算了，我这又不是肺癌，慢慢会好的。你们都别吵了。”母亲劝架。

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，纯体力劳动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他们了。

不忍母亲如此辛苦，妹妹带她去网吧，教会了她电脑的基本操作，让她从保洁员转到了房务中心做领班，每天只负责在电脑上调度房间。母亲很喜欢这个“有技术含量”的新职务。

父亲则抽空报考了驾校，在顺利拿到驾照后，辞去了送水工作，去一家酒厂开车。

而我已开始实习，妹妹就读的师范院校学费不高，我每月给她打几百块钱生活费，她自己也做兼职挣点零花钱。

渐渐的，家里的债务还清了，还有了积蓄。每年春节回乡祭祖，父亲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十分光鲜，洋洋得意地接受乡亲们的恭维：“老王家算是奔出头来啦！”

父亲也很高兴，开始憧憬起未来：“再打5年工，攒够30万，我就回乡下养老去。每天钓钓鱼、打打牌，喝点小酒——神仙般的日子呀！”

毕业后，我在上海找了份工作，两年后妹妹毕业去了北京，父母仍在宁波打工。一家人各自谋生。

2012年我结婚那年，母亲偷偷塞给我一张卡，里面有5万块钱：“别让你爸知道，也别让你老公知道。这是给你的私房钱，为自己留条后路，懂吗？”

“过得幸福自然是好，受委屈时这点钱也能让你有东山再起的底气。从小到大，你和妹妹受了不少苦，也没享受过好日子。妈只有这点能耐，对不住你们。你结婚以后要是在新家过得不好，就随时回来，妈给你撑腰。”

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，我泪如雨下。

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，因孕吐严重，便辞职在家养胎。生完大宝，又生二宝，一直在家当全职妈妈。丈夫待我宽厚，那笔私房钱我便存在妹妹那里。

随着政府各种利好政策出台，农村的发展也有了奔头，父母打算结束打工生涯。

父亲提出回乡下造新房子、整修鱼塘，希望我和妹妹“资助”10万块，加速实现他“神仙般的晚年生活”。奈何我丈夫只是普通白领，一人要养活一家四口，还要供车供房，不过勉强度日，我实在不忍向丈夫开口。

父亲对我很不满：“你大学毕业后工作没几天，就窝在家里生娃，像个保姆一样洗衣做饭。我们千辛万苦供你读书，现在你却只是做着连小学毕业的人都能做的事，这大学算是白读了，这个家指望不上你了。”

这番话让我很愧疚，确实，我对原生家庭的回报实在是太少了。

面对父亲的求助，妹妹断然拒绝：“你供我们姐妹俩读书，就是为了要我们报答你吧？我们叫你一声爹，你敢说问心无愧？你的晚年计划，有跟妈商量过吗？她曾经九死一生逃离那里，你却在喜滋滋地幻想着回那里过神仙般的日子，让妈继续给你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当保姆、闻你的毒烟？做梦！”

一提到那片乡村，妹妹总是按捺不住地要发火。在跟母亲商量后，她决定给母亲在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养老。那里离母亲的娘家近，来往亲戚也多。

对此父亲很是恼火，冲母亲大发脾气，埋怨她做了“错误的决定”：“回农村养老多好，可以种菜养鸡喂鱼，政府还有补贴，吃喝不愁。空气又好，到处都是熟人，自由自在的。你却要待在城里，跟坐牢似的……”

其实母亲也想回乡下，只是妹妹不答应。

妹妹曾问母亲，是否还记得年轻时被父亲家暴的情形。母亲唯唯诺诺不愿提及。妹妹又问：“如果就像现在这样一天天地过，你是不是愿意和父亲白头到老？如果老到真要离开的那一天了，你会不会有遗憾，会愿意被这个打过你骂过你的男人牵着手离开人世吗？你难道真的就不恨他吗？”

母亲被问得红了眼眶，她常常自言自语：“是啊，为什么那时他要打我呢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他敢打我呢，为什么……这么坏的人，我怎么能不恨他？！”

妹妹苦口婆心地劝母亲：“一次家暴，终生是罪人。爸爸从没有发自内心、无条件地爱这个家。以前你是没办法挣脱，现在我和姐姐都已经长大了，你尽管大胆去追求想要的生活。在市里住着，平时到亲戚家串串门，搓搓麻将，跳跳广场舞。我们也会常回来看你，每个月给你生活费，再存一笔养老钱。何苦要回农村去伺候父亲，那个伤心地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

“如果你是想有人陪着，父亲不是个好人选。这几十年里，我从没见过他主动关心你，就连你之前半夜发高烧，他都不肯起床给你倒杯水喝。如今你自己身体也不好，还是趁早断了念想，与父亲分开过吧，找个善良体贴的老头另续良缘。”

在宁波的那几年，虽然表面风平浪静，但其实父母的婚姻早在30年前第一次家暴时，就已经碎裂了。母亲靠着对爱情、父亲自欺欺人的幻想，加以浓烈的自我麻痹，勉强黏合着这桩苦涩的婚姻。

现如今，我家庭美满，妹妹独立强干，我们都希望母亲能停下来，为自己考虑一下。

母亲住进新房子后，每天在家跟着视频学跳广场舞，晚上约上几个要好的老姐妹到公园组队跳。她学会了淘宝，会网购各种漂亮的跳舞衣服，还养了一只粘人的狸花猫。日子过得快活。

而父亲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待在20多里外的乡下老屋里，串门喝酒打牌。他总会在某个朋友那里给母亲打电话，吆喝母亲与这边的主人“讲几句”，拉拉家常。那些旧识乡邻曾多多少少给予过我家帮助，父亲知道母亲拉不下脸面拒绝。然后他再装模作样地大声对母亲说：“我这两天就回城里，你不要催我。”俨然一派亲密祥和的情景。

被虚伪的父亲道德绑架，还要假意迎合，母亲愈发厌恶接听他的电话。

父亲还会时不时地忽然来城里，气愤地质问母亲为什么不接他电话。当母亲打扮靓丽要出门跳舞时，他会吹胡子瞪眼，诋毁这群跳舞的老姐妹们“不正经”。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甚至会追打那只狸花猫。

母亲常常给我打电话倾诉，说她与父亲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了，心里已非常不想看到父亲。父亲在外游玩夜不归家，时常好几天才回来换洗一次。母亲在清洗那堆脏臭衣物时，“想吐！恨不得给他都扔掉，希望他不要再回来。”母亲说，“他把这里当成了酒店，把我当成了保洁员。可是他不仅不给我发工资，反而三天两头地问我要钱，一点养老积蓄，看来也撑不了几天。”

犹豫良久，母亲提出了离婚。

起初父亲根本没当真：“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？老了也不怕人笑话。”

“只有过得不好，才会被人笑话。我老了，再不抓紧时间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就来不及了。”母亲转述妹妹之前的劝词。

父亲不耐烦：“我没打你也没骂你，离哪门子的婚？”

“和你过日子没滋味，早离早解脱。”母亲有些失落。

“离呗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倒要看看哪个不要命的老汉子敢来勾搭你！”父亲恼羞成怒，“存款对半分，把老子挣的钱都还回来！”

“你同意就好。”母亲拿出早已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“这份协议约定了离婚后我们各自生活互不打扰，你在上面签字。这几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拿离婚证。我俩那20几万的积蓄，全部归你。我留在城里坐牢，你回乡下当神仙。我宁愿净身出户，从此与你分道扬镳。”

直到这时，父亲才终于明白母亲是认真的。

在外人看来，父亲精神矍铄，家庭圆满，辞工归田后，当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。这比起那些病痛、贫穷、孤苦无依的老头们，他算是人生赢家。但他的这些闪耀光环，全部都是依仗母亲给他的。一旦母亲不要他了，他仍将成为全村的笑话：老王头啊60岁高龄离婚，刷新了本村记录，以后钱财败光怕是要住进养老院咯。

拿着那份离婚协议书，父亲慌了神。他先是愤怒地拒绝，以自己为家庭的半生付出作辩解，咒骂女儿不孝，后来唉声叹气，满腹委屈，再后来软言软语，恳求母亲回心转意。

他撕了协议书，半步不离地守着母亲——陪她串门，看着她打麻将，别别扭扭地学跳广场舞，主动承担家务活儿，低声下气哀求母亲与他共度晚年：“城里也好，乡下也好，只求同去同来，有个伴儿。”

面对父亲的迁就与哀求，母亲没有接受，也没有拒绝。